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是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新型智库。
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份重要的指导意见颁布后，国内外舆论场出现了不少理解错误的偏颇观点，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计划经济才应该有的要素。为此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公众号特刊发理事长郑永年教授的最新文章，从世界历史和中国现实的角度辅助大家准确理解中央为何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是否具有一个全国性统一大市场是近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本质区别之一。传统国家的市场是地方化、本地化、分割的小市场，而近代国家的市场是全国统一市场。世界历史上，建立统一国家市场并非容易。“国家统一市场”概念最早来源于欧洲。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因为没有了“中央权力”，自治的城市在西欧兴起，城市的主体或者统治者往往是商人。商人主导下的城市是早期的市场平台。不过当时的城市市场只是后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自发形成的初级市场，规模小，还远远不是国家性的统一市场。在高度分散和分权的封建制度下，尽管存在着地方性市场，但这些市场都是分割的。正是国家的统一，才导致统一国家市场的形成。欧洲国家的统一是政治精英和商人（资本）合作的产物。国家统一往往通过战争达成，政治精英因此需要商人的支持。同时，国家的统一意味着国家市场的形成，商人因此支持国家的统一。在一个统一市场形成之后，资本才有机会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获得更大利润。因此，近代国家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近代国家的强大之处，也在于它有全国统一市场。今天的欧盟更进一步，他们已经形成了超国家的统一市场，这对欧洲的发展至关重要。统一市场的概念也随之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如北美等地。二战以来出现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无论是区域的还是国际层面的，都是统一市场原则的应用和朝着统一市场的目标迈进的。美籍日裔作家福山认为，中国秦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国家，但福山只说对了一半。福山是从统一的官僚体制建立的角度认为中国秦朝是第一个“近代”的国家。从统一的官僚体制的形成而言，秦汉帝国地区已经具备了“近代性”。这是因为欧洲直到近代才开始拥有统一的官僚体系。然而，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的统一国家与欧洲的统一国家是不一样的。欧洲的统一国家是统一市场的建立为标志的，商人作为市场的主体，在国家统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中国的统一国家是以官僚国家的形成为标志，官僚是作为市场的主体。中国在文字、行政区划、度量衡等方面是统一，这些的确在客观上有利于统一市场的建立。但事实上，中国的国家统一市场从未出现过，因为官僚建制是市场的主体，中国的市场始终是被行政建制所分割的。此外，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商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缺位，也决定了中国很难如欧洲那样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拓展全国性市场。就像我在《制内市场》一书中所分析的，中国市场是一种“制内市场”，这是一种存在于一套制度体系内的市场，这套制度体系也主导着市场的行为。中国市场的主体是行政组织，而不是企业家或商人。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里，“半封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缺失统一的市场，中国的市场是封建割据式的。因此，从官僚体系建立的角度来说，中国早在秦朝时期便成为了近代国家，但从国家统一市场的角度，中国直到今天从未满足近代国家的特点。中国在“全国统一市场”上的探索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然而改革也伴生了地方权力过大、“诸侯经济”等问题。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样板的外在背景下，当时的中国兴起了一场关于新威权主义的争论，产生了打破地方诸侯经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呼声。而“全国统一市场”的概念在中国真正正式提出，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正式确定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就提到要建立一个开放统一的市场经济。十四大之后，几乎每次党代会及政府文件都会提到开放统一市场建设的相关表述，但并没有具体的阐述。而这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系统阐述了全国性统一市场，所以说这份文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央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然而目前中国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面临严重冲击。外循环方面，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三大因素造成了外循环的困难，所有这些发展都在快速地减少我们和世界的关联；如果这个趋势不能逆转，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中国至少和西方世界的脱钩。内循环方面，中国市场很大，然而一直大而不强，没有形成足够的内循环。如果不能建立在统一规则之上的国家统一市场，有效的内部大循环也很难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要改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要做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在实践层面，这三者是互相影响互相强化的因素。“三化”是我们的目标，而目前远远没有实现。市场化就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没有法治化就难以建立统一市场；再者，因为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有机部分，没有国际化则无法在全球经济中有效运作，更不用说是发挥中国的竞争优势了。国际化方面，专业人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但即使在上海，有时在街头半小时也碰不到一个外国专业人士。法治化方面，我们与世界级经济平台比较，就有更大的差距。市场化方面，市场起主体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有没有做到呢？我们在努力，但还做得很不够。政府的力量往往在应该出现的地方消失了，而在不应当出现的地方，到处可见。世界银行自1980年代以来的多项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和世界经济打交道，而不善于和其它地方政府打交道。很多研究也发现，中国民营企业都喜欢跟外国的企业做生意，而不愿意与相邻省份的企业做生意。为什么呢？这里面就是规则问题，中国企业之间的生意不受规则约束，甚至没有规则，成本就很高。国际上有一个统一的市场规则，而国内企业间没有统一的规则。因此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还要继续与国际接轨。加入WTO表面上看是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但实际上WTO的规则对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去年中国申请加入CPTPP，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第二次入世。WTO是一套规则，RCEP是一套规则，CPTPP则是比RCEP更进一步的规则，而规则是统一市场的基础。我们要通过与国际规则的对接来建立我们国家的统一市场。如果不与国际规则对接，哪怕形成了国家统一市场，从长远来说市场也会变成封闭的、不开放的，从而走向衰弱。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消费者、企业家都将是受益方。我认为目前的主要阻力是行政阻力。我们的行政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有太多的行政层次，有太多的行政单位。国家是“制内市场“，省、市都是“制内市场”，其中有很多地方化的东西。人们经常称中国是“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这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做准备。首先，要消除阻碍市场发展的行政壁垒；其次，牢牢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再次，同时也要思考，政府如何起到更好的作用。我认为政府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减少行政层次，二是减少行政规模，三是转变行政职能。只有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才能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行政了，而是要转变行政职能，政府要通过法治来规制和监管市场，为市场提供服务。市场有好坏之分，政府通过规制和监管为好市场塑造制度环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行政主导的体制，但这并不妨碍这些经济体形成统一的市场，关键是要政府转变行政职能。二是继续与国际接轨。我们不要把国际规则看作是美国的规则，即使是美国或者欧洲当局也要遵守市场规则，尽管他们也会出手干预市场。不管如何，国际市场的主体仍旧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为什么进入国际市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能保护落后。内部市场很容易形成垄断，而国际市场很大，并且竞争激烈，很难有一个公司能垄断国际市场，即使是美国公司也难以垄断。和国际市场接轨，建立统一市场，在避免保护落后的同时，追求它的先进性。因此，我们要继续与国际接轨，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标准。WTO规则对中国有约束，对美国同样有约束。三是从区域大市场转向统一大市场。中央在指导文件中提出，要优先推进区域协作，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要幻想短时间内能从一个分割的市场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欧洲的统一市场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我们可以先从建立几个大的区域性统一市场做起，像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都有潜力发展为区域性的统一市场。但这些区域市场在建立规则的过程中不要各搞一套，它们是开放型区域市场，不是封闭型区域市场。这些区域市场必须是开放的，规则必须由中央来统筹，区域只是作为执行的抓手，而不是建立互相分割的独立市场。建立区域大市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整合为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在国家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积极发挥领头羊的作用。香港的很多规则都是非常国际化的，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我们应该思想解放，把香港的商务规则直接引入大湾区。在香港规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加法，把内地的一些好规则加上去，例如高科技、新能源等方面。四是建立标准化，推动走出去。华为为什么先进？为什么西方要打压华为？因为华为在引领制定5G的标准。标准就是生产力。像华为这样的，西方不接受，那么西方自己会落后，就像以前我们不接受西方的规则我们落后了一样。所以，标准化方面我们要大做文章。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要“走出去”，那我们就要做标准。但目前我们在标准上仍处于劣势。比如，我国是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和消费商，但在汽车产业缺乏我们的标准和规则。在传统能源汽车领域，这个状况还可以理解，因为美国、德国和日本等汽车生产商占据自然垄断地位，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就说不过去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具有领先地位，而且一大半产业都在珠江三角洲。再如，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欧盟甚至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但美国有互联网规则，欧盟有互联网规则，而我们的互联网规则只局限于国内，我们企业走出去只能接受美国或者欧盟的规则。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做标准，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世界标准意识。例如，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是互相开放和包容的，而我们的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关系犹如土豆之间的关系。我们因此要改变企业之间的关系。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之间是互相开放的，但这种开放并不是企业间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通过建立规则并使用法律约束而形成的，这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也是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政府必须做的事情。五是强调标准的先进性、现代性。建立全国统一市场需要标准，需要规则，但仍须注意的是，这个规则和标准必须是先进的。比如我们传统的八股考试或者女性裹小脚，虽然都是标准化、统一的，但是其本质是落后的，需要摒弃。所以我们在制定规则及标准时，应该要强调规则的先进性、现代性。在这方面，我们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是一个追求现代性的政党，是现代性的象征。在打造全国统一市场，建立统一规则、统一标准的过程中，我们要发挥党的先进性及现代性作用。（往期相关文章：陆铭：如何理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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